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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还是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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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04

再不修就漏了

我发现博客有变成当年北京西客站大屋顶的危险,没有用处,只会噼里啪啦,掉土掉渣。
 
好吧,回到年久失修的屋顶下面,吹吹穿堂风。其实它一直是我的仓库,不是日记......
 
遥想当年,《国王与小鸟》里,“夏尔第五加三等于八加八等于十六”国王陛下——“他讨厌所有的人,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也讨厌他。”
坏人做得有境界,相当神往。
 
不过还是简单啦。
 
“所有人支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这才是我一年的见闻哪。:)
May 31

四、 莫里亚蒂之谜


  
  据说,福尔摩斯失踪的直接原因,是一位叫莫里亚蒂的数学教授。
  
  这位能让福尔摩斯以性命相搏的头号反派,其实是个从头到尾没有直接出过场的超级龙套!华生从来没直接见过、或者从正式渠道了解过这位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即使在所谓审判里,莫里亚蒂的情况也“几乎没有涉及”(《最后一案》)——华生对此的解释是,这位“犯罪界拿破仑”在罪犯里的声名“就像在公众中一样默默无名”,还因为俏皮话说得挺内行而颇为沾沾自喜(华生同学啊,说你点什么好……)。书中对莫里亚蒂教授一惊一乍的描述主要来自福尔摩斯的转述,在福尔摩斯失踪前和复出后的发表的不同篇章里,还有显著的自相矛盾。
  
  令人欣慰,本贴前面早已经有眼明手快的读者抓出了该BUG:1891年发生的《最后一案》中,华生承认从没听说过莫里亚蒂这个名字,但在1888年的案子《恐怖谷》中,华生不仅知道教授,还对教授的厉害深为忌惮。
  
  但是,华生真的如此糊涂吗?
  不见得。
  
  让我们公正一点,华生医生虽然有点爱犯晕,但是,第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原则他是坚决贯彻的,常常刚一结案甚至结案之前就开始笔录,否则也不会有这一整部扣人心弦的故事了;第二,记忆是一种遵循心理规律的现象,即使记性再差的人,也有合理的抛弃顺序,而不是毫无规律地逮什么忘什么。我们很可能首先忘了“老王哪一年结的婚”,“老王婚礼我有没有参加”相比而言就不容易忘,但如果最后一分钟情敌跑进来,拉起新娘子就跑(汗,老王,对不住了)恐怕这辈子你都忘不了这个婚礼。
  
  华生也是这样,他可能对与福尔摩斯开始冒险的确定时间夹三缠四,但是对仅仅不久前一件受害人在福尔摩斯保护下最后也没能躲过厄运的事件不可能毫无印象,华生天性罗曼蒂克,很难想象他把那样一个神秘危险,堪称与福尔摩斯匹敌的人物会轻易抛在脑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恐怖谷》虽然案件发生在前,小说发表却在福尔摩斯回来多年之后;《最后一案》则是在福尔摩斯失踪期间,受到所谓“莫里亚蒂兄弟文章”刺激写成的。(这两个故事是整个小说集涉及莫里亚蒂笔墨较多的仅有的两篇)。
  
  再来看看《恐怖谷》,读者会发现,有关莫里亚蒂的情节(一头一尾)是强行塞进故事里的,去掉“莫里亚蒂元素”——尽管解密码的那段文字很精彩——对真正的案件情节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包括那位据说见过教授的“麦克唐纳巡官”,此案之后也杳无踪迹,仿佛有机会出场就是为了证明一下教授的存在似的……
  
  连“莫里亚蒂”(Moriaty)这个名字也能看出一些心理学的痕迹:和他的“同伙”莫兰上校(Moran)居然连姓氏的头三个字母都是相同的。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可疑的潦草。
  
  写到这里,聪明的你应该已经看出我打算说什么了:所谓轰轰烈烈的“莫里亚蒂”教授,压根就是福尔摩斯自己的杜撰,给华生,更给整个世界,一个必须消失的合适理由。华生的自相矛盾,不是记忆力出了问题,而是知情后补救的努力越描越黑的后果。
  
  这个使命,需要他在西方死去,在东方复生。
  (待续)
May 12

歇洛克福尔摩斯与英国插手西藏的历史活动之关系考

声明

 

首先申明,作为福尔摩斯先生热心和忠诚的中国读者,研究他卷入这段具有侵略和分裂背景的历史之可能性,固不免心情颇为复杂。然而,不计代价寻找真相,乃是贯穿福氏一生实践之座右铭,岂不闻西谚“吾爱偶像,吾更爱真理?”让我们与原教旨主义恐怖粉丝划清界限,对于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愿上帝赐我们智慧,推理那些可以推理出来的;赐我们勇敢,八卦那些实在推理不出来的;再赐我们好运,让这二者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界限吧!

 

以上。        

 

闲话少叙,开掰。

 

一.福尔摩斯的历史空白

 

众所周知,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生中有三年时间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从189154日(《最后一案》在瑞士莱辛巴赫瀑布附近失踪,到1894年春天在伦敦华生医生的诊所里出现两事件之间的时间,福尔摩斯据说是这样渡过的:

 

“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常以去拉萨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几天为乐。你也许看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我相信你决想不到你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且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我便准备回来。”

 

我一直很奇怪,聪明绝顶的福学家们,宁肯相信福尔摩斯跑出去泡了mm、生了娃娃,也不愿意认真对待一段出自他本人之口的意味深长的话。当然,这段话是由华生转述的,华生是个真正的好人(这就是说他非常的好骗),但华生对待福尔摩斯一向遵循两个凡是:凡是福尔摩斯说过的,有用没有用都要记录,凡是福尔摩斯交待的,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所以华生的记述一般可信性很高(除非他受到福尔摩斯特别要求,隐藏或者修改某部分内容,但有趣的是,后文我们可以看到,华生经常改得笨手笨脚自相矛盾,反而暴露出更多的信息)。福尔摩斯自己也不象撒谎,因为骗人只骗关键部位、佐以大量真实细节才是高手,在琐碎的行程单上面说谎,效率不高。

 

如果这个旅行单是真实的,里面肯定有不少隐蔽而有趣的信息。20世纪的一个伟大进步,是旅行费用大大降低了,19世纪末在世界上乱逛,绝对是件无比费钱的营生。据说一个英国单身妇女想比较舒适地环球旅行一次,需要大约5000英镑(《三角墙山庄》)如果她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只需要60英镑一年(〈弗朗西斯女士失踪案〉)。也就是按环球一次用1-2年记,旅行费用是居家的40-80倍。福尔摩斯没有真正环球(但是上了世界屋脊),算他是一男的艰苦一点,打个对折,2500镑。这是什么概念呢?福家老大迈克罗夫特资深公务员的工资每年450镑(〈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大学教授莫里亚蒂同志,听说税前年薪700镑(〈恐怖谷〉),也就是说福尔摩斯跑出去旅游三年花的钱最少是中产阶级4-6年的全部收入,这还不算他偷偷保留下的贝克街住宅需要支付房租。

 

当然,熟悉小说的筒子可以马上指出,在此之前福尔摩斯接了几个高端客户的大案子,收入颇丰,听他口气好像后半辈子已经差不多了。可是,应该注意这个标准建立在福尔摩斯一个单身汉,他那节约型社会生活方式根本费不了几个钱的基础上。

 

从福尔摩斯对华生的坦白,我们得知,他是从替他保管财产的迈克罗夫特那里得到钱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的钱,也不可能是从迈克罗夫特区区450块收入而来,那么,“当一切其它可能都被咔嚓掉,无论多黄多暴力,无论有没有得上图,剩下的就应该是传说中的真相”。

 

资助福尔摩斯远赴西藏的另有其人,极有可能是当时的英国政府。

 

想出把歇洛克弄去的主意的,则是在英国政府里地位微妙的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

 

 

 

二.迈克罗夫特的如意算盘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何许人也?歇洛克耸人听闻地归纳为——“某种意义上他就是英国政府”(《潜艇计划》),撇除这哥俩如出一辙的自负腔调,大福尔摩斯应该是位文官,职责类似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没有任何头衔和名气,却是英国政府里最不可或缺的人物。”

 

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你对英国的文官政治传统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并非天方夜谭。喜欢看电视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正大剧场播放的一部政治讽刺剧《是,大臣》(号召没看过的都去看,网上有,很娱乐),该剧通篇描述“位高权重”的的政治家和“谦卑的文官”(Humble Servant)之间如何互掐, 以及前者如何惨败。文官有独立体系,不随政党进退,致力于利用一切可能,扩张政府预算,以及引导首相和大臣乖乖听话。

 

“各个部门作出的结论都送到他那里,他是中心交换站,票据交换所,这些都由他加以平衡。别人都是专家,而他的专长是无所不知。假定一位部长需要有关海军、印度、加拿大以及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方面的情报,他可以从不同部门分别取得互不相关的意见。可是,只有迈克罗夫特才能把这些意见汇总起来,可以即时说出各因素如何互相影响。开始,他们把他作为捷径和方便的手段加以使用;现在他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了。在他那了不起的脑子里,样样事情都分类留存着,可以马上拿出来。他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决定国家的政策。”

 

让我们忽略歇洛克的溢美之词,看看实质——首先迈克罗夫特的结论,在最高决策层有时有很大影响力,第二这位智囊的关注范围,可能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及殖民地周边利益。 “印度、海军、金银复本位”? 不要以为所谓“假如”就是随口举例——波洛先生在尼罗河上已经吃过这种亏。19世纪末的银价狂泻的冲击下,英国的金银复本位当时正在摇摇欲坠,同时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已经悄然展开,需要大笔的开支,作为长期银本位的地区,印度当然是转嫁危机的第一选择——知道还有哪个大国也是银本位吗?恭喜你,正是中国。

 

1890年,也是福尔摩斯失踪的前一年,中国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和英国印度总督,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中国承认本属西藏
管理的热纳宗归哲孟雄(锡金),正式承认哲孟雄被英国保护,同意就通商和英人入藏问题继续谈判。 
在《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迈克罗夫特进门劈头第一句话,部分验证了我们的怀疑——“照目前暹罗的情况来看,我离开办公室是最糟不过的了。”
我们甚至可以谨慎地进一步缩小范围,迈克罗夫特最主要负责的是印度和印度支那周边地区,潜艇这种欧洲问题他不过偶然插手。附带说一句,泰国(暹罗)
当时出了什么状况呢?资料表明,拉玛五世国王(就是《安娜与国王》里的那个大王子,泰国历史上著名的贤明君主)不久前刚和法国打了一仗。
英国为了害怕法国在暹罗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差点和法国掐起来。迈克罗夫特同学的鼻子是很敏感的。
 
好了,迂回良久,聚光灯终于照在故事真正的舞台上了,西藏,西藏当时处于在何种情况之下?有什么问题,有可能牵动了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的视线,
有可能最终导致历史上最名扬四海的侦探,消失了长达三年之久?最最终,让我这样痴情的福迷不得一边敲着键盘,一边痛苦而矛盾地在蛛丝马迹中寻
找福尔摩斯与一些不怎么光彩的历史年代的联系?

 

没错,作为受过正规中学教育的中国人,我们一看到18打头的年代,以及年代后面冒出的那些衰人,“丧权辱国”四个字可以打脊柱直接反射出来,伤心的是,这种反射差不多总是对的。

 

《印藏条约》完全是无耻的武力胁迫的结果,1888年英国以阻止商旅为名,出境攻击西藏地方政府设在哲孟雄边境的关口,引发第一次侵藏战争,要挟“通商”。英藏多次摩擦的历史中,藏军抵抗至为惨烈,其中一个片断至今令人唏嘘,刚开始对峙时,英军人少遂求和,其首领对藏军提议双方熄火,并主动让士兵从步枪枪膛里退出一颗子弹,条件是藏军把火枪的引火索熄灭。藏人纯朴,且因闭塞不了解当时英国步枪的构造,同意了请求。结果英军利用藏民的仁慈守信,在对方无法还击情况下大肆屠杀。此事太过凶残无耻,连后来一些英国人都为之震惊。

 

英国插手西藏的后果沉痛而深刻。清政府无力保护西藏,只好在冲突中一再要求西藏当局让步,在西藏上层引发了强烈不满情绪,十三世达赖当时正在亲政前夕,耳闻目睹,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年轻的活佛为西藏的命运徘徊沉思——他在这篇文章中的作用,后文将详细展开。近代所谓“西藏独立”运动,最初萌芽就肇始于此刻。

 

不过这种消息,即使没有BBCCNN,“贝克街小分队”报童们手里叫卖的《每日电讯报》和《卫报》也不会多嘴多舌。不列颠帝国还沉浸在自以为是正午的余晖中,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最富庶的殖民地,最美妙的政体,最崇高的君主……

 

华生医生没涉及歇洛克福尔摩斯任何政治观点(他还老实不客气给福尔摩斯下了个“政治学知识——浅薄”的考语),我们无从知道福尔摩斯投自由党(此时还没有工党)还是保守党的票。而且因为没有天涯,我们也不能拜托斑竹调查福尔摩斯的马甲更多地出没于杂谈,还是国观,从而判断他是个人权大于主权的JY呢,还是个爱国帝国主义的FQ,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细节推测福尔摩斯对迈克罗夫特提议可能的反应。

 

但是,不要忘了,福尔摩斯先生是为侦探事业而生且永生的。如果他必须到什么地方去,首先,最可能因为他有案要破。

 

 

三、活佛的噩梦

 

按照福尔摩斯自己的叙述,到达西藏应该在1891年,而离开最迟不应晚于1893年下半年,因为他后面还跑到麦加、喀土穆晃了一圈,又回法国呆了几个月。

 

这段时间恰好处于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之间。有趣的问题出现了。只有在189312月方签订的《印藏续约》里,才允许英国商人、旅客进入新开辟的商埠亚东,这是西藏第一次对西方开放,到1903年《拉萨条约》才开放另外一些通商地区。这意味着,福尔摩斯入藏时,民间外国旅客是不允许随便进入西藏的,无论以是英国人,还是他号称的挪威人身份!

 

或者像一些早期探险家,福尔摩斯是非法入境?如果是这样,他经常大摇大摆地跑到拉萨并同高层僧侣来往,对于一个非法入境者,尤其是引人注目的外国人,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只有:福尔摩斯是合法入境的,不仅身为西藏上层人物的座上宾,而且享有极大的信任和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可以在尚未开放,而且对西方人严加防范的西藏自由旅行如此长的时间,并能够进入西藏的中心地带。

 

福尔摩斯是谁的客人呢?

最有可能的,当然是那位与他共同消磨时间的“大喇嘛”。只有这个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权力,可以给与福尔摩斯这样的特殊方便——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尽管群众版对“The Head Lama”翻译得轻描淡写,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这个了不起的

The”——还记得“THE Woman”吗——能配得上“The head Lama”(僧王)一词的,只有各教领袖,达赖、班禅、嘎玛巴,这些人里面,只有达赖当时驻锡在拉萨。

 

如果达赖十三世是邀请福尔摩斯的主人,那么,可以想象,和天下所有敲开贝克街221B大门的人士一样,达赖喇嘛大概遇到了需要一个侦探帮忙的事件。

 

189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16岁,离传统的亲政时间(18-20岁)越来越近,祥云瑞霭和内忧外患同时笼罩着他的毗卢莲花宝座。与此同时,另一种古老的诅咒,如突然扼住呼吸的噩梦,一直缠绕着这个肉身神的族系(让我模仿一下华生的腔调,XDDD

 

1815年开始,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四位达赖连接神秘暴亡,死亡时分别是十一岁、二十二岁、十八岁、二十岁。后三位都在亲政的前夕或者刚刚亲政不久夭折,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是被人毒死的,但是调查最后总是在干涉下不了了之。

 

古老的悲剧翻开了新的一幕,在新活佛亲政前夕,出现了一场延续下来的手法雷同却没有成功的谋杀?(事实上,今年《经济学家》已经兴高采烈地登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十三世达赖曾险些死于摄政王的毒害,可惜没给出支持材料)

 

如果是这样,联系到十多年前的悬案,和当时的危机,福尔摩斯能够在藏区旅行,展开他的调查也就合情合理了。

May 09

城市化道路中的作家:夜谈路遥

  
  路遥生前,尽管《人生》问世时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论,但大多是针对高家林人物形象的讨论,从《人生》走红,到《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总体上评论界给予的回应相当肯定。而且和其它主旋律作家不同,路遥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一直保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也颇受影视界青睐。路遥去世时,是他声誉达到顶峰的时刻,哀荣备极,“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几乎成了路遥的专用指代名词。
  
  对路遥的争议是从90年代后期才变得尖锐起来。先是对文笔和结构技巧的质疑,再是争论路遥小说是否对农村、农民子弟的命运进行了失真描写和刻意粉饰。否定者认为他情节虚假,文笔粗糙,对主人公的拔高更是不可理喻,与YY无异。路遥本人则充其量是个“勤奋的泥瓦匠”;拥护者辩护说他朴实无华的文笔下有对黄土高原、家乡人民的深厚感情,孙少平、孙少安这些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感动了一代青年人为梦想而奋斗,路遥小说的社会价值不可抹杀。
  
  平心而论,双方都有一点站得住脚的理由,不过批评方的声音在今天的背景下,似乎喊得更有底气。随着城市化带来的二元对立进入白热阶段,农村题材迅速从各类严肃艺术的中心舞台退出。富裕农民,浓缩为赵本山的“黑土白云”,年年与时俱进而又无关痛痒,退化成保守价值观的喜剧符号。至于落后农村,早已变成了都市言情剧的梦魇,如今的高家林、孙少平们头上,大有可能戴着一顶路遥同学做梦也想不到的帽子——“凤凰男”。
  
  说路遥是农村题材作家,是个想当然的误会。路遥的激情从来不在描写农村或者乡镇,那里的生活、风土人情也从没打动过他(或者说打动到要用写作抒发的程度),萧红、赵树理、孙犁甚至贾平凹笔下农村生活的节奏和情趣,并不能叫他同样着迷。恰好相反,路遥真实的激情只在于怎么离开农村,拥有一个摆脱农民定位的灵魂,这是他的纠结,也是他写作的秘密。农村只是故事不得不接受的沉重开端,命运布置的第一场磨难和人生征服的起点。他熟悉乡村的不少场景,可是只有描写县立高中、民办小学之类,他笔下才有呼吸相通的真实感。这些地方正是当年城乡命运唯一可能的交叉点。无论是《人生》、《平凡的世界》,还是类似《黄叶在秋风中飘零》的短篇,主人公总是从这里步入生活正剧,仿佛外省的青年踏上巴黎的旅途,雄心勃勃,同时惴惴不安。
  
  这无疑是生活在别处的视角。我的同学里就有不少生长在农村却几乎没干过农活的,路遥本人应该不至于,但是,我深信一个人的文字首先取服从于志趣,笔下最不可能脱离的“生活” 就是作者真正关心的生活。熟悉的环境固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细节,然而重要性,远远比不上取用它们所需要的灵魂的热情。
  
  《人生》是路遥最成功的作品,当年问世时就有人将高家林与《红与黑》中于连相比。固然高家林的舞台更加简陋寒伧,“人生”悲喜剧却有同样不逊色的荒诞。高家林是文革后第一代陷入类似困境的乡村知识分子,凭敏锐的本能,知道巨大希望就在前面,另一方面,能够抓到手的机会却少得可怜,每挣扎一步都伴随着庞大的压力与怀疑,他的全部努力不仅在强力面前不堪一击,在道德质问下也十分可疑。很现实,中国的拉斯蒂涅,没机会攥紧拳头向灯火辉煌的巴黎宣战——他首先必须弄到一张县城户口。尽管最后路遥还是退缩了,让高家林回去拥抱土地,让巧珍的出嫁与宽恕去惩罚高家林的灵魂,但是高家林的要求无论如何有符合人性、可以共鸣与回味的地方。整个80年代文学里,配合政治形势层出不穷的“当代英雄”,柯云路和蒋子龙们笔下各式各样的城乡改革家和“开拓者”们,现在回头看几乎没有一个能立住脚的文学形象。而路遥这个短短的中篇,一个微型野心家的失败故事,依然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经历了有趣的立场变化。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普遍飞快演进,首先凸显出巨大的正面效应,当初高家林在家乡与城市间首鼠两端的道德困境,到了孙少平兄弟已经不成问题,高家林的矛盾由孙家兄弟分饰两角、各表一枝地解决了:少安留守,成为“能人”式的本土企业家;少平进行“在人间+我的大学”式的城市冒险,在职业变换以及和高官女儿的恋爱中寻找自我实现。路遥还意犹未尽地添上一个考上名牌大学,学“航空物理”(外行眼里足够尖端而浪漫的专业!),同省委书记儿子谈恋爱的孙家小妹。
  
  可惜,立场的前进没有带来艺术的提升,一旦分散了他激情的源泉,“洗白”了高家林在巨大惶惑中生动的、既正当又贪婪的欲望,路遥马上显得力不从心。他淡化对物质和虚荣的本能渴求,想用几本名著的“启蒙”来点燃一条艰难道路上的精神动力,稍有点阅历的读者都会觉得幼稚。他极力铺陈的爱情,虚假到自己也不敢把它写成现实,只好把女主角草草弄死算完。他在无数细节上试图表达出诗意——女飞行员的约定,金波一见钟情的西藏少女等等——这些抒情片断(可以看出对流行苏联小说的模仿)在全书的背景里那么造作而古怪,就像中山装缀上了几颗廉价水钻。
  
  路遥是个死在城市化道路上的作家,这条道路没有走完之前,路遥仍然会有相当多的读者。他的诚意无可置疑,对于除了茫然的希望之外一无所有、深陷苦闷中的年轻人,《平凡的世界》可能是比《老人与海》更直接的安慰和鼓励。路遥缺乏真正的想象力,也没有足够的聪明机智,所有精神养料几乎都来自早年读过的文学名著(就像他给少平安排的启蒙),以及对生活下苦功夫的观察整理。他的文笔有时简陋得根本不像职业作家,可论到讲故事的本事,我却觉得相当不坏。
  
  记不起谁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类故事永不过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民族战争和个人冒险(当然都外挂恋爱插件),那么路遥应该归于后一种。不管怎么说,那种背对田野解不开的心结,是属于路遥自己独特的文学背影。在这样一个花样百出的年代里,你还有多少奢望呢?
April 22

中夜

 
临睡前打开BBC, 又不小心听到一场对中国煞有介事的缺席审判。
 
没有被告的任何声音,没有邀请任何中国人,噢,不算那位最近大出风头的Grace Wang。
  
那女孩一点不傻不天真,除了口语略为蹩脚,非常配合,非常知趣,懂得适当哭诉,懂得适当冒险,very munipulative.
 
 
**********
 
W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情绪,我说很好,中国有居然这么多中产阶级,当然是进步了。
 
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有习惯。
 
凌晨三点独自坐起来发呆,鄙视自己,悄然落泪。
 
很想念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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